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今年初，发布二次修改稿)，这是我国国家层面制定的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单行法。
第三，统筹规划、全域融合。2017年底，三峰环境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国内外垃圾发电市场，实现发展共赢。
因此，对于危废企业来讲，安全与环境风险管理十分关键。其中，不少企业都谈到，正在加速布局县域以下包括乡镇的固废市场，并积极探索小规模治理项目和技术。李喜联表示，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实现快速推进，但是总体的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仍然不足、处理能力仍然滞后，主要原因是按照现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标准和规范建设小城镇垃圾处理的设施要求，存在投资额度大、运营成本高、污染控制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村镇生活垃圾的处理。2017年，公司蝉联2017年度固废十大影响力企业。第四，提供专业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喜联认为，未来五年，环保产业尤其是地上生态环境治理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E20执行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曾在2017(第十一届)固废战略论坛上表示，在势在必行的垃圾分类驱使下，固废行业将迎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新格局。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涉及法律基础、数据的监测报告与核查、配额分配方法等多个核心要素，需要有效设计各个核心要素，以实现通过为碳排放资源定价从而促进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目的。
目前，基于上述统一规范，各地已经完成了全国体系将纳入重点排放单位相关历史数据的报送工作，为全国体系的设计和启动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段茂盛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教授原文首发于《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17年12月22日第47期。根据所确定的全国体系覆盖范围和企业历史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了关于全国体系配额总量设定以及配额分配方法的原则方案，并已获国务院批准。理论上而言，体系覆盖范围越大，不同企业之间减排成本的差异越大，从而通过配额交易可以节约的社会总减排成本越大。
而排放配额既可以通过免费或有偿的方式从主管部门获得，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等七个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各试点体系先后于2013年和2014年正式开始运行。
全国体系下的配额总量设定方法和配额分配方法充分考虑了纳入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参考了试点中不同方法的优劣，并在选定的省份进行了试算，最大程度保证方法的公平、合理、有效和透明，确保能够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除以上要素外，全国体系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其它相关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包括准确记录配额持有和流转信息的注册登记系统，为配额交易提供安全、标准化服务的交易平台，对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监管、对交易风险进行预警和防范的政策等。减排温室气体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宣布了到203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目标，彰显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以下简称全国体系)建设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践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措施。
一、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政策工具，被纳入体系的企业需要为其温室气体排放提交排放许可(称为排放配额)，体系通过设定总的排放配额数量，为纳入体系的企业设立总的排放上限，设定体系的政策目标。三、在运行中不断完善全国体系，努力引领全球实践如同国际上主要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一样，我国全国体系的设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需要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增加、随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形势、随着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等其它相关领域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予以修改和完善，我们对此必须有清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选择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变到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社会总成本。在深入系统总结国内外主要碳排放交易体系，尤其是试点体系经验教训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以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体系的管理和组织架构、各关键要素设计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为推动全国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
为保证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顺利和有效运行，需要对体系中各参与方的行为进行规范，涉及各级主管部门、纳入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交易平台、技术服务机构等，因此需要为体系的设计和运行设立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在统计数据方面，建议改变现有的企业同时报送多套不同口径数据以及重报送轻核查的现状，建立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主要渠道的化石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确保数据质量，加强数据共享，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坚实数据基础。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多种与全国体系相关的改革措施正在并行推进中，包括能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等，这些政策将与全国体系的运行不可避免有着交叉影响，需从更高层增强相关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建议参考国际经验，以碳排放政策统领相关领域的政策。但在实践中，为了降低监管成本和难度，提高监管资源的利用效率，一般体系设计中均根据所在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特点等，主要纳入高排放行业中的重点排放企业，而不纳入排放量较小的企业。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些工作目前均按照规划正在有序开展中。为促进各市场参与方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全国体系，各方开展了大量的各种形式和层次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极大提高了相关主管部门、行业、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等的意识和技术能力，奠定了全国体系运行所需的基本技术和管理能力。覆盖范围的确定直接影响纳入体系企业的数量及相应的总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同企业减排潜力和成本的差异性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管成本等《管理办法》规定排污许可证由正本和副本两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包括承诺书、基本信息、登记信息和许可事项。同时要求依证严格开展监管执法，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还提出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管理办法》将建议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制度，要求排污单位必须持证排污。这一政策的发布意味着企业的排放管理从口头粗放管理向证据化管理转变，是一个重大变化。
根据《管理办法》，排污单位应当自觉及时申领排污许可证，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将积极开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与其他固定污染源管理平台横向和纵向对接，利用大数据推动排污口信息化工作，大幅度提高环境监管能力信息化水平。
统一了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核算原则，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多套数据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环保部门精细化管理水平。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将配合上级立法机关加快推动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出台。
主要内容包括承诺书、基本信息、登记信息和许可事项，排污单位持证可排污量、浓度等由核发环保部门确定。《管理办法》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的内容。这是改革完善排污许可制的又一重大举措，为进一步推动制度落地生根奠定坚实基础。拿到排污许可证后，企业才能排污，且所排放的污染物必须在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浓度和排放量的范围内。
早在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业界认为，排污许可证是排污管理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其他制度都要围绕该制度进行更新、改进、协调和整合。
来自权威媒体报道消息称，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核发排污许可证两万多张，完成15个行业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基本摸清了行业现状，为落实企业环保责任、构建新型监管体系打下了基础，以实现固定污染源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要求。结合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制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对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执行、监管全过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并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
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为改革完善排污许可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管理办法》还规定，排污单位必须持证才能排污，无证不得排污。
据环境保护部网站消息，环保部近日发布《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落实企事业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激励守法，惩戒违法。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全流程、多环节促进企事业排污单位提升治理和管理水平，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增设重污染天气期间等特殊时段对排污单位排污行为的管控要求，将排污许可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密切挂钩。
同时，还对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执行、监管全过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并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既强化了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增加了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并将对企业的环境监管逐步从企业细化深入到每个具体排放口，从主要管四项污染物转向多污染物协同管控，从以污染物浓度管控为主转向污染物浓度与排污总量双管控。1月17日，环保部印发《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
拿到排污许可证后，企业才能排污，且所排放的污染物必须在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浓度和排放量的范围内。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全流程、多环节促进企事业排污单位提升治理和管理水平，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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